文化工作者在社会大变革中的退缩与进取

虽然一直喜欢《边城》，但真正试着了解沈从文先生，是从《合肥四姐妹》入手的。沈从文是个多情软弱的才子，近期看了《沈从文传》，才觉出《合肥四姐妹》的回忆是从家庭和女性的角度来看一个男性，而非从历史的角度。比较出真知，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相信《沈从文传》的记述，重新体味沈从文作为一个个体所带来的普遍意义的思索。　　选择接受“新”并不代表选择放弃“旧”　　“文化大革命”中，沈从文的许多老朋友都消失了，在荒谬的时代，沈从文的不反抗、不争辩，固然是个性使然，可这种个性不正是上帝使他安身立命的法宝吗？这种个性使他能安然度过那段浩劫。写了30年的文学作品，新兴阶层却不承认自己是作家，可他并不争辩，也没有选择消极地隐退，而是顺其自然地在做事情。选择消极退避，也是因心中有愤然与不甘，活着，就要责任待尽，默默无语地接受命运带来的新挑战。这种活法，在今天的心理学领域，叫森田疗法，森田是日本的一名抑郁症患者，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此疗法，迄今一直在临床使用。此疗法的根本就是告诉抑郁症患者，要接受自己睡不着觉、自己很难受的现实，接受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带着这种不幸继续生活下去，反而比苦恼如何解除痛苦更实际，也使心中更释然。不然纠结的心情会让人在被病魔打倒之前，被负面的精神击溃。　　孔子的学生遇到一个绿衣人，绿衣人问他：“一年有几个季节？”学生答：“四季。”绿衣人说：“不对，只有三季。”争执不下，两人打赌，谁的对，输者对胜者作揖三个。于是，两人请孔子评判。孔子笑着说：“是的，只有三季。”学生诧异极了，但还是依约向绿衣人作揖三个。绿衣人得意地离去。学生不解地问孔子：“明明一年有四季，为什么您附和他说只有三季？”孔子笑着说：“你没有看出那个绿衣人是个蚂蚱？他生存的时间就在春、夏、秋季，一到冬天他就死了，他的生命中只有三季，你跟他较劲地谈四季，只能是自寻烦恼。”学生听完，释然而笑，心中的块垒顿除。是呀，想想，生活中的三季人还很多呢。　　选择沉寂并不代表逃避　　沈从文面对困境的不反驳，实际上是儒家顺势而为的智慧，只不过这种智慧是自觉非刻意，是中国文人博览群书受中国文化浸染后，与苦难自然产生的思维反应。在沈从文被剥夺写小说的权利后，去了历史博物馆，他的工作，是为陈列的展品写便笺。多年前，他在军队里当文书；现在，他在历史博物馆里当文书。工作内容就是成天在墙上写字，但对于沈从文，他将此看做是惩罚和苦恼的事情，做得比别人多了一份心机。他抄写着，同时对每件文物认真观察仔细研究，其中的人物服饰、家具器皿、风俗习尚、花纹设色、笔调风格，全都被他颇有兴趣地注意，他边看边记边想，种种外相与他头脑中储存的文化知识发生关联、融合、印证，一并刻入大脑深处，“他博闻强记，对形象的感受力敏锐细腻，又擅长系列化排比，加上那份乐此不疲的心态，他正向文物研究的高峰攀登”。他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认为一个人只要活着，就要做事情。他不思考事件背后的人事，只关注事件的本身，这种思路，与中国古代手工艺人的思路很像，只专注技艺，朝代更替与他无关，所以他思想里烦恼就少。他对知识贪婪，也并不企望个人名利的获得。他只想在自己所学的范围内，尽职尽责，为各方面服务好，尽一个合格公民的本分。　　面对困境，选择“不浪费生命”的态度，对待完全不同的工作，用手工艺人的心态尊重工作的庄严，欣赏学习知识和工作中的技巧。不哀叹，永远拥抱工作，这是很多旧时知识分子面对世道变化的选择。因为他们大多是没有反骨的，温良恭俭让是他们从小受的教育。　　沈从文遭遇的事情太多，太多的挫折使他认识到，苦难是人生再自然不过的一部分，你再哀怨，这部分不会因你的哀怨而不存在，就像坏人，不会因你的愤怒而不存在，因为人就是有各色各样。人情世态大多如此，许多事无须辩，也无从辩，“文化大革命”中，军管会的一名军代表要烧掉沈从文多年搜集的放在工作室的图书资料。“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要烧就烧。”烧完部分珍贵的文物，比如明刊本的《古今小说》等后，军代表将他认为无害的资料还给沈从文，说：“你不要瞧不起我，认为我没有文化。”在那个时代，这名军代表能将部分认为无害的资料交给沈从文，而且从口气强硬的话语中流露出对知识的敬畏，虽让人无语，但也让人深刻感受到中国民众对知识渊博者的顶礼膜拜。　　生命的智慧在于活在当下　　1981年，沈从文在美国回答读者询问时说道：“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能写小说而惋惜，其实，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30年的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而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顽强地坚持工作，才能留下一些东西。”“我不相信命运，却相信时间，时间可以克服一切。”　　正是抱着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人的精神才不会垮掉，人的注意力才能分散。在这种情绪的支撑下，沈从文实现了人生的角色转换，更确切地说是螺旋式上升。他从一名作家转为一名文物专家，完成了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这位文物专家不是将文物罗列解说，而是开创了文献、诗文与实物互证的文物文化学，文物的描述由于文学的参与而增加了趣味性或活泼感，实物的具象性又弥补了文字艺术的模糊性造成的理解不准确性，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种学术的新思路，后来孟晖的《花间十六声》的创作就借鉴了这种思路。“以实物为主，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相互纠偏，从联系比较中鉴别是非，得到新认识。”用考据来解读文学中的千古之惑。　　这个研究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因为研究者必须具备史学、哲学、宗教、文学、文献学、绘画、雕塑及文物学等宽泛广博的知识基础，而且基础扎实，诸多知识融会贯通后产生的文化通感和悟性，成竹在胸，方可举一反三，旁征博引，用时信手拈来。　　沈从文具备了上述的条件，所以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文学的趣味。读起来，字字句句经得起细细揣摩，读后让人齿颊留有余香。　　沈从文开创性地研究方法，让浩如烟海的文物，可做文学作品的注释，可为古装剧美工的帮手，可为鉴宝者的依据……更可贵的是，这种交叉科学的研究思路，为我们开展其他工作，提供了可贵的方法借鉴。　　他已经在小说领域达到了巅峰，他在文物研究方面的成就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文学创作。　　天道酬勤，对于湘西来的只有高小毕业学历的“乡下人”，靠着自己对学术的“耐烦”和淡定的人生态度，实现了生命的奇迹。　　沈从文的转行对于当代图书编辑心理调整的借鉴意义　　在今天的经济转型年代，编辑角色的定义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中国传统价值观受到的冲击可谓深远绵长。许多人不再读书，不再锲而不舍，而是用实用主义的态度，编辑畅销的图书，关注当下人的口味，造更多的货，以期产生更多的码洋和利润，考核编辑的标准也从每年完成了多少质量过硬的字数、发表了多少论文、图书获得了多少奖项，而转为效益第一，赚钱才是硬道理。每个出版社的制度不同，但国家的政策导向是要让文化产业化。这种政策虽为暂时性的，但对编辑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因为这使在学问上深入探究，乐于坐“研究的冷板凳”变得尴尬而不合时宜，原先的一套书要做好些年的情况不可能再被鼓励，因为经济效益没有保证，且在一届领导任期中难见社会效益的事，当然不被领导大力支持，故此，时效性强、性价比高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单品种创造高效益，盈利能力增强，开拓思路多种经营……出版社变成了企业，企业的目标就是盈利。造福百姓，文化传承，当然不可丢弃，但必以盈利为第一前提。　　　　图书出版就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图书出版业的前途到底光明吗？全国图书2009年不到800亿元的销售额中，中小学课本、助学类读物、大中专教材分别占去37.33%、26.63%、7.96%，三者之和超过了70%。也就是说，中国图书市场大部分都是靠课本在维持。如果除去这些图书，只剩下100多亿元，这就等于全国人均购书额一年不足10元。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很大一批中国人，一年都不买一本书。对老百姓来讲，对一本书的渴望抵不上一个汉堡包、一个雪糕、一场电影、一件衣服……书对很多人来讲确实是可有可无的。社会对于图书的需求如此低下让人沮丧，那作为行业内的人员又是如何看待自身的呢？许多出版社招聘编辑，要求并不是很高，甚至不能写硕士、博士毕业，一般就写有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者，有行业资格证书者……即便如此，还是应聘者很少，即使面试过关，试用期内那些激动的年轻人就另谋出路，不愿意在出版社工作，为什么？一个硕士毕业生在出版社拿的薪水只有1000元出头，这还包含200元的全勤奖。这样的薪酬待遇，能留住年轻人吗？出版行业是个学徒式的行业，没有时间的打磨，没有足够的教训和经验，凭一己之热情，是无法成为一个熟手的，那么那些已经是熟手的编辑又如何呢？那些老编辑的物质回报也远远低于社会的GDP增长速度和物价上涨幅度。　　曾经，编辑可以花费3年的时间，打磨出一本好书，因为他们坚信书籍是有触感和温度的，好书不仅要内容好，而且需要合适的纸张、匹配的装订方式、精美的插图、如同呼吸般顺畅的前环后环等来配合，一本好书就如同一个精美的金杯，需要手艺人将每一条花纹精心雕刻。现在，出版业正在盈利的驱使下沦为娱乐业。每一本书就好像模具出品，必须赚钱，书店收到的书越来越多，退回的速度越来越快。出版的品种越来越多，图书的寿命越来越短。　　人们失望地发现，从图书中很难获得新的观念、新的思想，选题重复、内容重复的书比比皆是。　　曾经，编辑是个高尚而贵族感的职业，在法兰克福的书展上，人头攒动，气质优雅的男男女女穿着正式，穿梭于各大展场，那个时候，人们依稀还能感觉出版是绅士淑女们的职业。在中国的当下，出版业所津津乐道的传统被资本、利润、畅销书等打击得溃不成军，优雅早已烟消云散。　　这种情形下，许多有技能、有思想的编辑选择了退隐，退到高校，退到文联，退到效益不错的企业，因为出版不再是文人的雅玩，而是生意人的竞技场，失去了艺术的自由和趣味，变成一个造钱的机器，对一个编辑来讲，是痛苦而不齿的。　　依然留在这个舞台上的还有很多有学术追求有思想的人，但他们要做微妙的平衡，而不能心无旁骛地溯流而上。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作为个体，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发展中如何使个人的理想之光不熄？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沈从文在命运大转折时所表现的淡然和随遇而安，可供大家研究。环境不可能为你而改变，一个人如果真的安心了，他会主动地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如果心没有安稳下来，他往往选择逃避环境。而有时，遁世是奢侈的想象，生计所迫，形势使然，让人必须在不快乐中寻找新的快乐，有些快乐甚至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乐园的缔造不能靠别人的给予，必须自己去营造。如果不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动方针，身心疾病便会袭来，那才真是“因时代变迁而丧气”。　　时代的变迁是个人无法左右的事情，但一个人在变迁中选择“如何去做”是个人可以左右的事情。花未开满月未圆，也许才是生命的真相，作为时代变迁中的文化人，我们或许要抱着随遇而安的心理，享受这不圆满的当下才对。我们不孤独，因为这条路，很多先人已走过，许多今人正在走。　　（作者单位：海燕出版社）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