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报刊时期美国新闻伦理探寻的启示

在美国大众化报刊时期出现的三次新闻大众化浪潮中，商业主义和新闻伦理不断博弈，新闻从业人员对德性伦理有了初步认识，在新闻行业内部，报道真相、追求准确与客观、标榜独立、提倡勇敢等美德被广为认同；尽管当时行业协会制定的伦理规范在新闻界没有得到普遍推广，却架构起新闻专业主义的雏形。美国大众化报刊时期所积累的伦理成果，不仅反映了美国报人的道德探索和职业追求，而且对中国的新闻伦理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借鉴原则　　不同社会制度下道德的差异性。道德的发展具有历史阶段性。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阶级性。明确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中美新闻职业道德的差异性是借鉴前提之一。美国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呈现，新闻业作为生产精神产品的上层建筑，必然受到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追逐利润充分暴露了理想和现实博弈的道德困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新闻职业道德境界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和职业性，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除了担负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外，还须“牢记自己政治上的责任和义务，要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用好自己手中的新闻自由权利，决不可不讲责任，滥用权利，去做损害国家、损害人民、损害社会的事情，要努力实现道德责任、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的协调统一”。①　　道德的文化差异性和民族差异性。任何道德都以谱系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着。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不同阶层所信奉的道德伦理从属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和生活理想。大众化报刊时期，依照美国社会特有的文化源流和伦理传统，美国新闻界构建了记者应该具备的“德性谱系”，这是依照美国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源流和伦理传统而形成的。由于中美文化传统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借鉴大众化报刊时期美国新闻伦理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区别道德的文化差异性和民族差异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针对美国新闻伦理研究的成果，我们不能仅仅止步于模仿和追随，而是要站在更高的学术起点上，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伦理研究体系。　　寻找新闻伦理中的共通要素。职业道德是社会分工和行业分工的产物，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虽然职业道德也会打着阶级的烙印，但是也有共通的要素。“伦理之尺是所有新闻事业的最具意义的衡量标准。”②大众化报刊时期，美国新闻界和学界对新闻职业精神的探索，积淀了很多反映新闻事业规律性的要素，尤其是对记者德性伦理的重视，体现了新闻职业的特点。社会主义的新闻媒介是党的耳目喉舌，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观的理论基础。虽然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价值取向和新闻职业道德境界上存在差异，但是可以寻求新闻伦理中的共通要素。　　（二）借鉴内容　　重视记者的德性培养。美国大众化报刊时期新闻伦理的演进表明，必须重视新闻从业人员德性的培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才能真正落实到实践之中，仅仅依靠职业道德规范的制约，并不能使新闻从业人员树立内心的行为尺度。　　规范伦理是以道德、规范和行为为中心，突出“我应该做什么”。德性伦理则是以品德、美德和行为者为中心，强调“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新闻实践中，记者德性伦理的价值在于能够把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人品德，来自“心灵之规”的约束即职业良心是传播主体对新闻作为一种职业而秉承责任的自觉意识，在新闻实践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德性是后天教化和实践的结果。在传播科技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记者遭遇的伦理困境更为复杂。面对新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学生进入媒体后的伦理困惑，我们需要加强新闻伦理教育，要注重良心的自我评价。德性教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化德性知识为德性品质，其中，德性的自我实践与自我教化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新闻伦理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要创造条件为记者提供德性实践的空间，也就是在新闻实践中把握德性和德行的关系。　　关注记者的生存状态。美国大众化报刊时期，报业老板非常注重记者专业身份的确立和职业荣誉感的打造，如提高新闻从业人员薪酬，鼓励记者的独创性，在报社内部实施相应的奖惩办法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　　记者的待遇是一个会影响到媒体素质及其对公众服务水平的重要因素。如果媒体用低薪雇用不称职的记者，使其成为“新闻民工”，着实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不利于媒体的公信力和记者荣誉感的提升。因此社会和媒体应关注记者的生存状态，同时应将某些品德高尚的记者树立为道德榜样，运用“榜样的力量”产生示范效应，以引导更多的新闻从业人员深化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理解。　　加快新闻法制建设。法律和道德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存在形式，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传媒领域，并不存在单纯的道德问题，以为单靠培养记者的德性就可以解决传媒领域中的所有道德问题是一种幻想。在进一步重视记者德性伦理教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要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德性的培育，使记者对于美德的追求变成习惯。立法者要用高尚的动机鼓励人们趋向德性，并不断关注其在实践中的德行。　　因此，新闻伦理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规范的诉求层面，必须理解新闻法制的实际价值，将“自律”和“他律”有机结合起来。　　增强规范伦理的可操作性。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道德实践中，二者是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　　20世纪20年代，美国新闻界在职业伦理规则上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规则内容变得更加详细，许多内容今日已是基本常识，如客观、公正、平衡等；另一方面是规则的形式有了发展，出现了一些成文的伦理规范，并日渐影响记者心中的伦理观念。规范的内容和制定规范的程序关系到规范在实践中的实际效用的发挥。要让新闻伦理规范能约束广大新闻人的职业行为，必须让他们能自由地参与有关媒体伦理的讨论，在广泛讨论的过程中形成被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真心接受的职业道德规范。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是新闻从业人员在实践中遵循的一套职业行为原则。目前，中国新闻界的职业道德规范还存在一些缺陷，尤其是指导新闻实践的操作性不强，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所以，反思大众化报刊时期美国制定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存在的缺陷，思考增强伦理规范的可操作性是非常必要的。　　完善行业组织的监督机制。对新闻业的监督体系包括一系列统一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和各种新闻职业道德监督机构。行业组织可以运用舆论的力量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做出道德评价，这对记者道德品质的形成，对职业道德规范的维护，对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整体而言，美国大众化报刊时期的新闻伦理探索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如行业协会的成立促进了对媒体道德失范行为的监督，但是因为缺乏完备的奖惩措施，没有在新闻界获得广泛响应，发挥的效用有限，然而这促进了后来新闻评议会的产生，监督机制也随之逐渐完善起来。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能够有效监督新闻活动的组织，新闻学会、记者协会等组织对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失范行为的监督效果有限。我国新闻专业类刊物，发表的文章多为对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的研究和交流。近年来，一些专业期刊紧扣时代脉搏，满足社会需要，开辟专栏和板块对新闻职业道德进行广泛讨论，但影响和作用并不明显。新闻伦理建设仅靠媒体的自我反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外在的舆论来施加压力。　　开展广泛的媒介批评。媒介批评是一种学术立场，能够体现学术者的学术良知。媒介批评也是一种大众立场，能够体现公众对社会各系统良性发展的道义担当。大众化报刊时期的美国新闻界是媒介批评的实践源头。新闻职业道德在经历了报人最初的自我觉醒和救赎后，又一度陷入追逐利润和轰动效应的怪圈，当时新闻界对自身在传播过程中有失公正客观之处置若罔闻，由此引发来自社会多个阶层的媒介批评，迫使新闻界反思其新闻实践中背离专业精神的传播内容。正是因为媒介批评的推动作用，使得美国大众化报刊时期的新闻伦理不断朝专业化方向演进，最终确立了现代报业广为认同的一系列新闻伦理规约。　　　　开展广泛的媒介批评有利于中国新闻伦理建设。媒介批评的力量在于公开性。要实现批评的价值与目标，媒介批评必须走出自律的局限，公开面对广大公众。互联网的普及拓展了媒介批评的空间，为改革与发展新闻媒介展示了新的可能性。任何专业中的公众舆论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只有遵循行业内部的游戏规则，重视道德评价，新闻事业的专业品质才能得以提升。因此，借鉴、吸收西方媒介批评理论中的精华内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理论，是推动新闻伦理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　　提高大众传媒素养。“大众传媒素养，一是指现代社会里的大众对于传媒、传媒信息和传媒专业人员本质特征的一种基本认知和解读、评判、接受、利用传媒信息的实际能力；二是指对于大众进行这种基本认知和实际能力教育和培养的过程。”③大众传媒素养是国家政治文明的基本条件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有效动因，是社会发达程度的评判标志之一。传媒素养包括传媒人士和社会公众的传媒素养。传媒人士的传媒素养是思想道德素养和专业技术素养的统一，具有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崇高的社会责任心，高尚的道德情操，严格的自律意识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对于现代社会的新闻从业人员极其重要。公众的传媒素养是个人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公众传媒素养，不但可以推动传媒产业进一步发展，而且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由介绍国外有关理论研究成果而开启。当前，相关理论研究的最大缺陷是单纯地停留在关键性概念的内涵把握上，过于依赖国外已有的理论成果。提升中国大众传媒素养水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中国大众传媒素养的重塑，必须完成提高基础教育程度和加强传媒素养教育的双重任务。　　优化社会道德大环境。美国新闻史上出现的三次报刊大众化浪潮与社会转型几乎同步，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内在联系。大众化报纸时期美国新闻伦理的演进，与当时社会道德环境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期，新闻职业道德滑坡的迹象亟待扭转。针对新闻界“庸俗、媚俗、低俗”的负面表现，全社会要形成一种反思的宏大语境。面对网络媒体“黑社会”的江湖逻辑，对“网络推手”、“网络打手”、“网络水军”等需要动员社会的力量予以监督和批判，以此形成净化传媒环境的推动力。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管理机构也需对新闻界的不规范行为重拳出击。　　在社会学视野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的形成，是在社会塑造与个体学习这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对于当今的中国新闻伦理建设而言，社会环境的优化是一项基础性或前提性的工作。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为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观念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对记者德性的形成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如何塑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道德环境，是一个需要社会各方联动的大问题，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 释：　　①郑保卫：《新闻工作者要担负起自己的职业责任——从“纸箱馅包子”假新闻事件谈起》，《今传媒》，2007（11）。　　②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美]著，萧严译：《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③陈先元：《大众传媒素养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作者为包头师范学院讲师）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