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对内宣传的方法

摘要：本文结合美国在“二战”、“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对内宣传案例，着重从宣传方向、宣传内容、宣传环境和宣传组织构成四个部分展开论述，重点分析了战时国内宣传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宣传 对内宣传 战争　　　　战时对内宣传，就是指在国家处于战争时期，政府对自身国民进行思想统一的工作。此过程的意义就是让国内民众为前方战事提供一个坚实有力的后方，并努力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就是因为这一点，纵观“二战”后的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交战双方无不在战争开始后抢先占领或者摧毁对方的宣传设施，目的就是让敌方政府的声音不能传达到其国民那里。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时，苏军用最快速度占领位于布拉格的全国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以及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时也是轰炸了其中央电视台。由此可见，进行有效的战时对内宣传工作，其重要性不亚于前方将士手中的刀枪。这就验证了拿破仑所说的“一份报纸胜过三千支毛瑟枪”。而战时对内宣传中的应用主要是由宣传方向、宣传内容、宣传环境和宣传组织四个部分进行有机的组合。　　宣传方向：对政府加以颂扬　　保证新闻自由是美国《独立宣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被重点提及的。对于言论自由，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说过：“如果由我来决定选择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①这是有了以上的法律保护和历史的认同。美国的媒体会在政府做出每个决定后展开激烈的论战。价值观和思维的多样性会在此时进行“展示”。但是，在国家面临战争时，情况往往会与上述观点相违背。　　当自己的国家和别的国家在战场上相遇时，“国家利益至上”成为一切活动的主导思想。任何行动要为国家根本利益服务，新闻报道也不例外。面对战争，将舆论导向有利于本国政府是必然选择。在此过程中，要让国内舆论倒向本国政府，将自己的仇恨集中到对敌人的作战上。拉斯韦尔认为，“对任何社会中占优势的大多数人来说，以安全和和平的名义攻打敌军是足够充分的理由。”②在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前，美国的各大媒体，无不把伊拉克的武装能力进行了夸张式的描述，而美国自己的武装能力并没有作正确报道。身在媒体宣传的环境中，人民不得不相信媒体上的内容，因为他们没有人知道在伊拉克到底发生了什么。　　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共同的敌人作战，是政府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美国社会中，宗教的力量举足轻重。因此，宗教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它能将那些笃信宗教的教徒拉入其阵营，特别是在需要完成对国内舆论统一的过程中。利用宗教中的某些符号式、仪式性的事物作为阐释本国政府意图的工具，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手段。对伊拉克作战前夕，美国的《新闻周刊》对“信仰”、“宗教”和“上帝”这三个词语分别出现了43、47和46次。宗教信仰成为新闻宣传的利器。③总之，各种手段被用来团结国内的民心，使之支持政府的行为，并且在行动上尽自己的能力去支持政府。　　宣传内容：对敌人加以丑化　　在美国，新闻界推崇的客观性（objectivity）要求新闻媒介：（1）将事实和观点分开；（2）报道新闻不带感情色彩；（3）公正平衡。这样可以使双方均有机会使用向受众提供充分信息的方式进行答复。④对于敌人加以丑化，是要将敌人的真实情况加以歪曲，将敌人进行“妖魔化”处理。这与美国主张的“客观性”思想相违背。此时所有报道要给国家利益让路。在战时对内宣传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对敌人进行丑化，用各种手段来揭露敌人的罪行。目的就是让人民坚信是敌人的罪恶破坏了现在的生活，必须要对敌人进行惩罚。具体的行动就是每个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去为国家服务，包括保守国家秘密，配合国家的军事行动。媒体要做的事情就是收集到各种历史资料来证明敌人在历史上的邪恶和狠毒。而除了资料性的报道外，一切关乎目前战局的报道要和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不能让对敌人有利的声音出现在自己的媒体上。这样做，就保证了媒体在时局中的利益和民族性。　　在丑化敌人的具体技巧上，李和李（Alfred McClung Lee and Elizabeth Briant Lee）的《宣传的艺术》中提出了“辱骂法”（Name Calling）。这种方法就是给某种事物直接加上一个不好的标签，使我们不经过分析就拒绝和谴责这种事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前，将伊拉克归为“邪恶轴心国”，在开战前，美国政府大量散布“萨达姆拥有生化武器”、“萨达姆在制造种族灭绝”等。更有甚者，为了对别国开战，美国政府聘请公共公司进行策划，专门制造敌人的“丑闻”。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国会在决定是否出兵海湾时，为了争取到国会的通过和国内人民的支持，美国政府高薪聘请了达伟公关公司，策划了娜伊娅的发言，她说：“我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伊拉克士兵持枪闯了进来。他们将婴儿从保育箱里拿出来，扔在地上，任凭他们活活冻死。”⑤这样一来，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对伊拉克的作战，赢得了国内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娜伊娅的真实身份是科威特贵族，她的父亲是科驻美的大使，在F9rBkldALTg59L4PU4KRSCvp7VILsVBKX23LBcQfXog=战争爆发时，她身在美国，而并非国内。　　纵观美国近50年的对外战争，不难发现，他们的对手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但是，当战争胜利后，“生化武器”、“种族屠杀”都是空穴来风，而在丑化敌人的过程中却是功不可没。　　宣传环境：对媒介加以整合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我们接触到的环境其实不完全是现实的环境，视野以外的环境借助一种中介物，即大众传媒来再现那里的环境，这种再现构成了一种“拟态环境”。不过，这个拟态环境并不完全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而是存在着偏见和歪曲。⑥的确，人们生活在一个被媒介保卫的世界中。在没有得到第一手信息的前提下，人们把自己的认知锁定在媒介传递的信息上。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尤其是在战时状态下，受众不会去对信息加以甄别。加之，在国家危难关头，每个公民在长期受到爱国主义教导下而有的爱国主义感情，在此时予以迸发。这就造成了受众对于传者的“听之任之”。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在国内大量印刷关于“招收女护士”、“招收女秘书”和“保守机密”的海报，同时，在广播中大量播送的多是关于鼓舞人民士气的新闻。无独有偶，在对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前后，美国的各大媒体利用各种方式进行丑化对方，同时安抚国内的士兵家属。在各种媒介和各种信息的“轰炸”下，大多数受众得到的结果是对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必然胜利，同样，他们也没有想到战争发展的结果竟然是和他们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这就得益于当初的宣传。　　但是，我方要警惕敌方的宣传活动。战争状态中的国家利用各种手段瓦解对手，包括宣传战，其目的就是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征服对手的价值观，迫使其输掉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海军的将士们通常能听到“东京玫瑰”⑦的广播，其内容主要是说“他们留在家里的妻子和情人在和什么人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勾起美国大兵的乡愁”，激起他们对那些送他们上战场的老板们的怨恨”。⑧在战争初期，此广播确实起到了瓦解美军的作用。由此可见，对敌方宣传战进行干扰是非常重要的。　　宣传组织：对报道加以指导　　在和平年代，不同的媒体集团会就某个新闻展开争夺，希望其能帮助提高自身的发行量和收视率，这会导致其在报道过程中不择手段。这样可能会削弱国内民众的士气，也可能会泄露军事机密等。在战争年代，对于胜利的渴望，就必须要对关系前方战事的新闻进行统一的报道。　　　　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一切报道活动要本着“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进行。就需要特殊的机构对报道进行管理，信息的统一管理和发布，让国内民众的舆论导向始终控制在本国政府的手中。每逢对外进行作战，美国政府和军方都需要一个特殊的机构对新闻报道进行有效管理。“二战”中，就成立了新闻监察局，时任美联社社长的拜伦·普赖斯被任命为局长。　　敌方的情报人员会通过媒体了解到相关情报，相比各种窃取情报的方法，这是比较快捷、方便、风险系数最低的途径。因此，在关于交战信息的报道上，需特别注意。《孙子兵法》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报道中的某些关键性消息在经过“精心选择”后，使得在我方和敌人所拥有的信息处在“不对等”的状态上，这就呈现出“敌明我暗”的效果。最后的结果就是，战胜敌人犹如“探囊取物”。　　过度报道战争的负面新闻，不但会削弱国内人民的士气，而且会激发国内的反战情绪。国内舆论的支持与否直接关系到前方的战况。不少美国前高官认为“越南战争”不是输在了越南的丛林中，而是败在“电视”、“报纸”上，这就是美国的“越南病”。所谓“越南病”是指媒体的新闻报道破坏了公众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和削弱军队士气的不良效果。⑨为了改正这一不足，美国军方组织了“嵌入式”采访，就是让军方人员组织记者去指定的地点进行采访，不允许记者私自采访。此外，某些关键性的数据由军方统一提供，而不是各家媒体自己采访。美国取得海湾战争胜利后，老布什总统激动地说：“天哪，我们终于彻底摆脱了越南病。”⑩　　结语　　赢得战争，是每个国家处在战争状态下的唯一诉求。对于这个诉求，中西方有着不同的阐释。毛泽东同志认为，“笔杆子”和“枪杆子”一样重要。这也就是当年在延安进行“整风运动”的原因。拉斯韦尔认为，赢得战争需要从三个方面对敌人进行打击，它们是：军事方面、经济方面和宣传方面。他们都提到了军事和宣传。足以见得宣传和军事对于战争的胜利是何等重要。　　在对敌人作战时的对内宣传中，各个部门不是独立运行，而是一种协同运作的过程。最后让人想到了拉斯韦尔的名言：“没有一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做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　　注 释：　　①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20页。　　②④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3页，第58页。　　③李希光、周庆安：《软力量与全球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第202页。　　⑤gb.cri.cn/9083/2006/03/21/762@956172_8.htm　　⑥陈力丹、易正林编著：《传播学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⑦“东京玫瑰”是一个复合体，由8-12名精通美式英语的女性构成，最后核实的只有美籍日裔女性户粟郁子。　　⑧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4-03/24/content_1381696.htm　　⑨⑩李希光、周庆安：《软力量与全球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陈寿［晋］：《三国志·蜀志·马忠传》，中华书局。　　2.赛佛林·坦卡德［美］著，郭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播大学出版社。　　3.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美］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沃尔特·李普曼［美］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5.李智：《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为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生）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