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纪录片的讯息载体及传播效果

摘要：本文探究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坦因在中国》在对时代背景与影像素材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精心选择的讯息载体以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中国人民的总体精神面貌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好奇、尊敬、疑惑与思考统一在人文主义氛围中，实现成功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并从中总结出对当代影视传播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讯息载体 传播效果 中国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人文主义　　　　纪录片的“影像本体性”使纪录片更可信，但同时也要求纪录片工作者要全身心融入对主题的思考与探索中，在此基础上才能通过对特定镜头的敏锐捕捉、对素材中讯息载体的精心选择和人文构建来挖掘材料背后更准确深刻而激荡人心的张力因子，以实现预期的意义传播效果。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坦因在中国》的讯息载体　　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坦因在中国》（以下简称《斯坦因在中国》）记录了1979年美国小提琴家伊萨克·斯坦因受邀访问中国的过程，起到了记录“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中国音乐的发展情况和人民的精神面貌，以西方视角向世界展示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中国姿态的传播作用，浓郁的人文艺术精神贯穿全篇，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荣获1981年第5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奖和第34届戛纳电影节特别奖。影片主要选择了景观、语言、体态、活动和音乐等要素作为信息传播载体。　　景观。在《斯坦因在中国》中，自然景观刻画了中国的山水风光，人文景观则记录了中国的城乡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导演主要通过电影剪辑的蒙太奇手法，将各个画面重新缀连组合。这些镜头段落奠定了全片的情感基调，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的认识思维和影片的主题。第一，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优美风光对西方来说拥有一种恒久的神秘感与魅力。影片对长城、云海、山水进行了长时间特写，镜头下的中国自然风光皆旷远静谧，犹如仙境。第二，西方对中国人民及其生活状态的好奇。在第一处景观段落中，镜头久久定格在乡村小道上三五成群头戴斗笠、挑着各种物什赤脚赶路的农民身上；其后，影片又多次出现对划着小船的农民或驾一叶扁舟撒网捕鱼的渔民的特写，这些镜头的频繁出现表现了创作者对中国农村原生态的面貌和农民生活的关注。第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客观记录。1979年，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原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国内仍然占据主要位置，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方针已提出。在影片中可以看到对街边竖立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彩照的特写，彩照前是繁忙而充满生机的车辆人群；还有对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的长时间定格，伴着背景中“中国是一个新旧杂陈的国家，我们有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同时也已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的人声。影片通过对特色政治符号的选取记录，展现了一个处于新旧交替的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渴望与世界沟通对话的姿态。　　语言。对纪录片《斯坦因在中国》的语言分析，主要从影片片名、解说词、现场声三个角度展开。首先，纪录片的片名由中国政治领袖毛泽东和西方古典音乐大师莫扎特的名字构成。“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同时也暗示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的中国尚未摆脱的一种思想政治领域的半僵化状态；“莫扎特”是西方古典主义音乐思想中崇尚人性自由解放的表达，具有强烈的艺术人文气息。这两个人物分属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但纪录片标题中“从”和“到”却将他们连在一起，并造成既并列又过渡的关系，这样一个联系就将影片主题思想巧妙地展现了出来：两者“并列”是指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上承“文化大革命”，下接改革开放的特殊时期，“僵化”和“开放”并存；两者“过渡”则表现了对转型中的中国发展趋势的一种预测，中国将走向人性解放，人文主义恢复的新时代。这是影片片名传播的独特之处，将宏大抽象的影片主题通过两个具象的人名符号表达，而选择的符号又极具代表性，同时两者之间具有极大的反差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此达到抢人眼球，引人深思的效果。其次，作为一部新闻纪录片，《斯坦因在中国》的解说词具有其独特性，是写实的报道型解说词与写意的文学型解说词相结合的产物。报道型主要体现在影片重视客观记录谈话和现场声，基本上不对中国的现象另行评论，都由画面和现场声传达；文学型主要体现在斯坦因对音乐学院师生的谆谆教诲和劝诫以及分享的个人对音乐的理解。斯坦因的声音被放大，既是现场声，又是解说词。影片将这两者完美结合，使影片既保持客观，又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这尤其体现在斯坦因的演说中。斯坦因本身便是影片传播人文价值的一个最大符号，他代表着西方音乐的灵动、细腻与温暖，为中国师生的心灵注入了一丝生机勃勃的活力。最后是通过现场声表现主题。在各种不同的接待场合和交流会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西方和中国不同的话语方式。西方的语言表达较自由，而中国的语言当时则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在斯坦因与指挥家李德伦谈论莫扎特音乐时，李德伦满口的政治阶级腔调，如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对莫扎特音乐的影响等；而斯坦因则更专注于音乐本身，更关注个体的“人”。　　体态。一个国家的姿态，主要是通过这个国家人民的姿态和精神面貌传达出来的。在《斯坦因在中国》中，镜头捕捉了形形色色的人们的动作、表情和姿势，主要有乡间劳作的农民，城市大街上的行人和音乐界人士、音乐学院的师生等，当时国人的整体面貌通过这些人群可见一斑。首先，随着生活逐渐恢复稳定正常，人们的情绪趋于安定。乡间道路上农民挑着手中的担子以竞走的姿势快步前行；或是结束劳作，将渔网扁担搭在肩头，三三两两地缓步往回走；还有江上一叶扁舟中一个渔民捕鱼的镜头，他不紧不慢地张开渔网，将之撒向江中。镜头下的中国农民给观众的总体印象是勤劳而朴实的，充满着一种原生态的张力。镜头还记录了在中国最开放和西化的城市上海普通百姓的生活。其次，人们还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时代走出，“文化大革命”“遗风”时常浮现。可以说，镜头下的中国人总体体态仍较为僵硬、羞涩，带有长期封闭后的特征。这首先体现在对街上行人的几个特写中，不管是年轻人、老人、小孩还是军人，面部表情都较单调刻板，很少看到笑容。此外，在音乐学院学生演奏乐器时，不管是拉小提琴还是弹钢琴，姿态都很拘谨、放不开，尤其是17~21岁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学习西方乐器的学生。而60多岁的斯坦因自由地驾驭着琴弦，仿佛为每一个音符注入了生命，其灵活与正值青春年华的学生们的僵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观众通过影片中人物体态的镜头，最明显能够感受到的却是当时刚刚解放思想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开放包容的心态和对西方音乐知识的渴求。影片中很多镜头都是对演奏会台下密密麻麻观众的特写。6月天偌大的音乐厅里坐满了观众，大家全神贯注，一言不发，仅仅是为了看斯坦因演奏会的彩排。当斯坦因讲到幽默或精彩处时，全场观众都一齐发出笑声或报以热烈的掌声。　　活动。斯坦因在中国期间，进行了一系列交流访问活动，影片对这些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这些活动片段是全片向世界传递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化发展状况、音乐发展状况和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观察结果和思考的最大载体，在影片主题讯息的传播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这些活动镜头主要传达了以下两方面内容：第一，中国传统音乐、戏曲杂技艺术的独特魅力，进而折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影片中有一段斯坦因观看中国民乐团用各种中国传统乐器如二胡、琵琶、古筝等演奏西方乐曲的场面。西方乐曲在民乐的演奏下，欢快活泼，中西结合别有一番情趣。镜头捕捉到了斯坦因忍不住开心地笑的表情。他依次仔细聆听了各种中国传统乐器的音色，凑近看它们的构造，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在影片中段，长达3分钟的时间展示的是斯坦因一行观看音乐学院一场京剧彩排的活动，并没有太多解说词，但镜头长时间对京剧表演的特写充分体现出京剧表演带给导演的惊喜感。此外，影片中还有对中国口技和杂技表演的记录，这些都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的魅力。第二，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中国音乐发展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观察与反思。作为一部记录音乐家访华的纪录片，对音乐的记录在《斯坦因在中国》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影片通过斯坦因与中央乐团一起排练，访问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甚至是一家少儿运动训练基地的活动记录当时中国音乐的总体发展状况，并通过斯坦因之口表达西方的观点。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音乐的发展和“文化大革命”中西方音乐发展受阻的历史，则由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谭抒真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来讲述。斯坦因在解说词中表达了对于当时中国音乐家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音乐家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存在不足，对之把握较僵硬而缺乏确定性，用旧式技巧演奏乐器；但他们对新鲜的音乐刺激也能迅速理解并作出反应。斯坦因认识到较之几百年来浸泡在西方音乐中的西方音乐家，中国音乐家着实缺乏良好的环境。　　　　音乐。语言囿于地域国界，音乐则是一种跨国界、跨民族的传播载体。音乐具有强烈的抽象性和艺术性。在音乐纪录片《斯坦因在中国》中，音乐举足轻重，起到了凸显主题、沟通中西、弥合差异，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功能。首先，作为影片背景声的音乐融合了中西方古典音乐的精华。在记录中国自然景观的镜头中，作者选用了一系列中国民乐古筝二胡名曲，如《二泉印月》、《彝族舞曲》等。古筝二胡柔美含蓄、古雅婉约的弦音配上青山秀水，极大地渲染了中国美丽的自然风光。而在斯坦因演奏会和指导音乐学院学生练琴的镜头中，出现的则是西方古典音乐片段，如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和贝多芬的《第五“春”奏鸣曲》等。中西方音乐之间的过渡流畅自然，极具张力，中西方音乐的融合暗示着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和谐交融，影片所要表达的人文精神都融入了音乐之中。同时影片还注重用现场声来反映中西方音乐的差异与融合。例如影片中有一段中国民乐团演奏西方乐曲的场景，西方乐曲在中国乐器的演奏下亦别有一番情趣，一种传达中西艺术间的共通性的目的就达到了。　　《斯坦因在中国》的传播效果及启示　　选题内容意义重大，落脚点新。影片是对“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位进入中国访问的西方音乐家的访问记录，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在此之前的中国对外封闭，因而世界对中国普遍具有一种好奇；且影片从音乐交流这个角度出发，通过一系列讯息载体，侧面向世界展示了当时的中国，角度新颖，能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　　避开政治，用人文艺术精神来传播沟通。《斯坦因在中国》其实是一部旨在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形象的纪录片，而在当时，中国的对外交流形象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往往给外界留下一种较为僵硬的印象。影片并没有刻意强调政治，而是从音乐艺术、心灵交流这些更具广泛性、更能引起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鸣的角度出发创作，从而使影片更大限度地触及不同民族人们的心灵，也使得中国的形象具有了一种人文色彩。　　客观性取胜。在跨文化传播中，很容易出现主观意识强加和文化误读现象。外国导演以中国为主题拍摄的纪录片中，有不少影片因此引起巨大争议，毕竟中西方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而纪录片《斯坦因在中国》则通过真实的记录、真诚的建议和不加没有事实依据的主观论断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在影片中，对于并非自己祖国的中国，导演总是让镜头去传达一切，不附带任何评论，让观众通过镜头自己去感受真实的中国。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肖平：《纪录片编导实践理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朱景和：《纪录片创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侯洪等：《感受经典——中外纪录片文本赏析》，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董方晓